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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撰写人:王宏宇)

来源: 发布时间:2011-06-11 查看次数:2646
  案例1:千年伟人马克思
世纪之交,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无疑就是“千年伟人”的评选。英国广播公司(BBC)地1999年秋天,用几周时间在国际互联网(Internet)上经过反复评选,最结果:马克思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世界最有影响的科学家爱因斯担。
在评选活动开始阶段,爱因斯坦的票数领先。在评选活动的后期,评马克思为本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票数直线上升,并遥遥领先于爱因斯坦。美国纽约的一家报纸用整版篇幅评论了这个意义深远的事件。后来,路透社又邀请政界、商界、艺术和学术领域的名人评选“千年伟人”,对39名候选者的投票比较平均,爱因斯坦仅以一分的优势领先于甘地和马克思。这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同样说明马克思是千年伟人。
从1995年到1998年,千人以上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开过四次。它们是:1995年为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在巴黎举行的、有1500多位学者参加的第一届“国际马克思大会”;1996年在美国纽约召开的、有1500多名学者参加的“世界社会主义者大会”;在伦敦召开的、有6000多人参加的、盛况空前的“96伦敦马克思大会”;199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在巴黎召开的、有1500多人参加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讨论会。此外,1998年在巴黎还召开了有500多人参加的第二届“国际马克思大会”,以及在莫斯科举行的每年一度的国际社会主义研讨会,至于小型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更是不讲其数。
2000年是世纪交交,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展望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前景,将是国际理论研讨活动的重要内容。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将在巴黎举办规模盛大的、题为“全球化与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议题有:20世纪社会主义分析与总结;当代资本主义分析;现代社会劳动的内容地位;超越资本主义和变革社会的进程与动因;如何实现真正的公有制和新国际主义等。同时,在美国纽约还举行了2400多人参加的“世界社会主义者大会”,讨论当代社会主义面临的新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及如何取代资本主义等重大问题。世界其他地区也举办了类似的活动。法国《世界报》用“回归马克思”的题目来形容并点评这种热潮。
法国《人道报》在报道1998年巴黎国际大会时有下面的一段生动的文字:今年(1998年),从纽约到东京,从圣保罗到耶撒冷,从新德里到伦敦,到处都奏起了《共产党宣言》的乐章,而这次会议将“再次让历史沸腾起来”。“《宣言》对21世纪仍将发生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没有死,马克思仍然活着”。这些振动人心的话语,道出了世界进步人类的心声,理论研究是社会变革的前导。这许许多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活动,将汇成巨流,发出世界最强间,推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再度复兴。让我们高扬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昂首阔步,迈向21世纪吧!
案例讨论:马克思被评选为千年伟人对我们有何启示?
案例评析:本案例讲述了世纪之交,英国广播公司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千年伟人”的评选活动,最后结果是马克思排在第一位。这件事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它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又表征了当今时代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就像自然科学需要爱因斯坦的理论一样。当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深入研究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与实践相结合,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案例2:毛泽东搞社会调查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毛泽东又是伟大的社会调查家。毛泽东一生孜孜不倦,深人社会实际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从对一家一户、一村、一乡、一县的调查,到对几个县、几个省的调查,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有文字可查的就有上百次之多。他的调查研究活动贯穿于整个中国革命过程中,其调查次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内容之系统、深入,影响之大,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毛泽东不仅有着丰富的社会调查实践经历,而且留下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论著,其中直接反映和记录某一调查结果的调查报告就有18篇,与调查研究有着密切关系的文章和起草的文件,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反对本本主义》、《关于农村调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间题》等。其中毛泽东在二三十年代所写的调查报告、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和根据调查所制定的文件等17篇,收录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这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与成果的集中体现。可以说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政治家曾像毛泽东那样留给后人如此丰富多彩的调查文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领袖人物也没有第二人能留下这样一部文集。
    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他的早期思想就有强调实践经验、注重调查研究的特征,为后来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具体调查分析中国各阶级的经济状(情)况和政治态度奠定了基础。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步行九百余里,对长沙、宁乡、安化等五县做了历时一个月的调查。1918年,他组织新民学会成员赴法勤工俭学,但他自己却留在国内,理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在现今的世界上尽一点力,不可不对中国这个地盘内的情形“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毛泽东把社会调查,叫做“读无字之书”,他后来是带着已经知道的中国社会情况去读马克思的书的。有了长期社会调查的积累,从而才写出了初步阐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大革命时期,为了反驳党内党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毛泽东于1927年1月至2月回到湖南,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通过这番考察,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不仅说明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总结了农民运动的基本经验,而且还提出了党领导农民运动应当采取的方针政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江西中央根据地做了大量实际调查。他亲自从农村收集材料,除了在井冈山做的宁冈、永新两县的调查在战争中损失以外,经过长征保存下来的还有:《寻乌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分青和出租问题》、《兴国调查》、《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两个初期的土地法》、《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十余份。1982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将这些材料汇编成《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出版,字数20余万。毛泽东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不断进行调查研究,同时也要求党内的其他同志开展社会调查。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倡导调查研究,从认识论的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并首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批评了红军中一部分人安于现状,不求甚解,墨守成规,迷信“本本”,不肯到群众中去做实际调查的错误倾向。他强调,在没有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做调查之前,不能“瞎说一顿”……从大革命失败至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毛泽东对农村调查工作始终未间断过,为制定土地革命政策和策略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注重调查、反对瞎说的实践活动和思想观点有力地推动了红四军和中央苏区的调查研究工作,而且也帮助同志们找到了调查问题的方法,成了调查研究的典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做过两次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一次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他阅读了176篇反映全国各地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材料,有些材料反复看,还为其中104篇写了按语,最后汇编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全书写了序言。另一次是关于十大关系的问题。他用一个半月时间听取34个部委负责人的汇报,同他们讨论,向他们了解情况,最后得出关于十大关系的结论。应当指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做的调查研究,就其深人群众深人实际的程度而言是不如以前的。这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从客观上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着一个执掌全国政权的大党,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事业。以往的经验已成为历史,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解决和处理这些问题已有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从主观上看,毛泽东本人在体力上和精力上都不如以前了。因此,他了解民情主要采取看材料、听汇报等间接方式,像以前在江西那样亲自深人到一个县、一个乡、一个村,围绕一两个具体问题进行直接的周密细致的实际调查,建国后他很少去做了。由于了解情况不全面不深入导致的决策失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充分暴露出来。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的时候,毛泽东多次做过自我批评。他说,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毛泽东认为他自己还是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他还说,我们大部分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为了补过,毛泽东开始重新提倡调查研究。1961年成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强调调查研究最多,也抓得最紧的一年。这一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了毛泽东当年写的《调查工作》一文(印发时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后来公开发表时又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在讲解这篇文章时毛泽东说,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资料来源  杨云鹏:《略论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案例讨论:
    1.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社会调查?
    2.毛泽东的社会调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有何联系?
3.结合现实谈一谈社会调查的意义。
案例评析:
毛泽东一生重视社会调查,钟情于社会调查。他之所以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成功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对中国社会进行了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他丰富的社会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对我们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进行社会调查在毛泽东伟大的一生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是毛泽东光辉事业的特殊而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他用以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作斗争的有力武器,对于他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调查研究是他铸就一生辉煌业绩的秘诀和法宝。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识调查研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领导人,他通过长期地、大量地、科学地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调查,实现了并不断深化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和统一,创立了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活的灵魂的毛泽东思想,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为中国革命的成功指明了方向,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也正是在广泛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毛泽东对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的但又是极其可贵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富于长远指导意义的理论原则,为我们最终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教学建议:
1.本案例的教学目的和用途
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就是为了充分了解中国国情,从中找出中国革命的规律,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问题。他曾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经过系统周密的调查,获得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工夫,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人们才能获得比较正确的结论,制定出比较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用以指导实践。通过对毛泽东社会调查的理论与实践的介绍,不仅使学生了解毛泽东的社会调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使学生理解调查研究的现实意义。
本案例可用于第一章第一节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部分的辅助教学或该部分课程内容的考核。
2.本案例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教师在使用本案例的过程中,可以结合现实生活中正反两方面的实际例证,启发和培养学生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也可以给学生布置一些问题,要求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搞调查研究并写出调查报告。
 
案例3 邓小平答法拉奇
1980年8月,中国外交部接到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传过来的一份特殊申请。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向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提出申请,要求赴北京采访邓小平。
法拉奇是一位以善于住时机采访国际政坛风云人物闻名世界的记者,曾采访过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要。她个性执著,提问题刁钻刻薄,异常尖锐,有时简直是挑衅性的,被许多政治家公认为“是很难对付的”。基辛格曾说:“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最愚蠢的事。”
对法拉奇这样的记者采访邓小平,中国外交部开始有点犹豫,没有马上同意,后来小平同志还是见她了。而且不仅见她了,以后认为没有谈完,还得再谈一次。这不是她提出来的,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小平同志认为她问的问题确实尖锐。
这又是一个历史的巧合。人民大会堂118厅,曾经是毛泽东生前办公和居住过的地方。1980年8月21日,也是在人民大会堂118厅,邓小平就如何评价毛泽东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
法拉奇: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总是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法拉奇:你们对“四人帮”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邓小平: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是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案例讨论:本案例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如何分析的?
案例评析: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面临又一个历史转折关头。评判毛泽东的功过、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无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在本案例中,邓小平科学地分析了毛泽东的功过,指出要对毛泽东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的东西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毛泽东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他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在毛泽东的功过之间,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此,我们必须反对现实中曾经出过的两种错误态度:一种态度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另一种态度是教条主义地对待毛泽东的言论,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也是完全错误的。
 
案例4:继往开来的毛泽东
人们有一个共识:20世纪的中国巨变,先后造就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伟人。在百年巨变的进程中,后者总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正是这前后相承的历史变迁,使中华民族的发展越来越波澜壮阔。使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主题越来越灿烂夺目,使中国人民的奋斗越来越接近激动人心的目标。这就是:摧毁封建专制的牢笼,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完成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摆脱贫穷愚昧的困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概括地说,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寻的焦点,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的主题,表现为两个前后相接下能割裂的内容:让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站起来!让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富起来!对领航历史的领袖人物来说,这也是两个前后相接不能割裂的伟大使命。
以毛泽东为代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上承孙中山,轰轰烈烈、天翻地覆地完成了第一个历史使命,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问一些过来人,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哪一句话在他的记忆中最为深刻?大概十有八九的人会说,是毛泽东说的那句“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正是这句话,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历代仁人志士在理想的航道上奋斗不息的历史分量;正是这句话,筑造起历史长河中一座永恒的丰碑。因为这句话所表达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此有了前所未有不可或缺的政治前提。而挑剔的历史大浪淘沙之后选择毛泽东来宣告这句话,仅凭这一点,毛泽东在20世纪和20世纪以后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所占据的位置,便可想而知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还下接邓小平,殚精竭虑地开启了让中国走上文明、富强和民主之路这出辉煌史剧的序幕。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的不少重要思想,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即使是他在探索中的失足之处,也成为后继者重新探索的必然起点,成为后继者在开辟新路的时候不可或缺的重要镜鉴。
继往开来的毛泽东,就这样成为了民族复兴史上浓墨重彩的一个缩影。
 
案例讨论:结合本案例谈一谈你心目中的毛泽东
案例评析:毛泽东对20世纪的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他继往开来,上承孙中山,轰轰烈烈地完成了反帝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伟大国家,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成为自己土地上的主人;他下接邓小平,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上文明、富强和民主之路的序幕,他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他留下的毛泽东思想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案例5:邓小平“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
1931年夏,邓小平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邓小平是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坚定实践者,为此受到了当时“左”倾路线的迫害。他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坚决主张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结果被当时党内的“左”倾领导者撤职,被打成所谓的“邓、毛、谢、古反党集团”。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严重挫折。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就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严重挫折。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在当地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在江西的三年,他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并结合中国实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思考。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1973年,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并恢复其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时,再次从严重的政治挫折中崛起。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子、国务院副总下、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召集军队干部会、省市委书记会、农业会议、科学院会议,系统地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思想。这些会议的中心议题都是“整顿”。全面整顿,就是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整顿实际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整顿的实质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矛头直指“四人帮”。由此,邓小平再次受到错误路线的打击,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再次被错误地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严重挫折。但是,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已经赢得了党心、民心、军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大泛的群众基础。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举国哀悼。同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举国欢腾。悲喜之际,全国人民都关注着毛泽东之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在1976年被错误撤消的一切领导职务。邓小平第三次从严重的政治挫折中崛起。
 
案例讨论:邓小平“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铸造邓小平怎样的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特征与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有何关联?
案例评析: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他传奇式的“三落三起”的特殊经历,不仅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深邃而独到的理解,而且铸就了他的崇高品格和风范。当他受到打击、处于逆境的时候,他从不消沉,总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沉着坚韧,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贞,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充满信心,并总是由此更加深刻地思索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根本规律问题,发愤要有新的作为。这使他能够顺应历史和时势的要求,在经历逆境之后重新起来担当重任。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起落,更引起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从而使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定的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开拓新道路的进程中,他尊重实践,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别国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新新办法,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案例6:宁夏一位农民讲述切身体会:“‘三个代表’好”
2002年8月14日上午11时,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新华镇一位穿着朴素的农民走进本报驻宁夏记者站递上了一封信。在他关注的目光下,记者读完了他写的信。“现在不是都在讲实践‘三个代表’好”吗,我就是用切身体会来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社会说,‘三个代表’好。”看过了他写的信,听了这位农民的话,记者深感“三个代表”在基层、在普通干部群众中的震憾力。
送信人名叫朱荣,是家住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面上新华镇的普通农民。2002年初,他8岁的孩子被诊断患了心脏病、肺动脉高压等病。数万元的手术治疗费对这个困难家庭来讲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偏偏此时祸不单行,6月7日的一声暴雨冲塌了他家的住房,4亩农田中的小麦仅收回了种子。
朱荣在信中写道:“天灾人祸难免,党和政府有情。6月8日,暴雨还在下,新华镇长杜岐水就带着镇干部挨村查看灾情,一边查排隐患,一边将受灾情况上报。第二天,灵武市委书记纪峥和市长继国到我临时居住处看望我一家人,送来了800元慰问金,鼓励我要树立起对生活的信心。接着,市民政部门从紧张的资金中挤出16000元给我,用来为我8岁的儿子做心脏手术。恩比天高啊!我这个做父亲的眼巴巴看着孩子有病没钱治。是共产党的干部想到了为我的孩子治病。如今,我儿子已在宁夏最好的医院接受了手术治疗,很快就要出院,我该如何感激党、感激这些为咱百姓做事的好干部啊?”
朱荣向记者再三表示,“有这样的干部是新华镇百姓的福分,党的干部都像他们这样把‘三个代表’落实在行动上,百姓们的日子就会一天更比一天好”。
 
案例讨论:怎样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案例评析:(1)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始终是最紧要的。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全部奋斗的最高目的。
(2)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党80多年的一切奋斗,无论是战争年代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无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4)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落实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能停留在口号和一般要求上,必须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努力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阶段性任务统一起来,把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对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这样那样的困难,特别是对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切实把中央为他们脱贫解困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案例7: 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看教条主义的危害
1933年初,日军大举人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5月,他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准备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是年夏秋,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订“围剿”计划,加紧进行“围剿”准备。1933年10月,蒋介石经过半年的准备,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并亲任总司令。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
此时,中央苏区在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范围已扩大到30多个县;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力红军扩大到约10万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但当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战争。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机械地照搬别国革命的“经验”,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当蒋介石紧锣密鼓布置“围剿”时,他们不是积极组织红军进行反“围剿”准备,而是命令红一方面军继续在江西和福建两线实行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分离作战。当反“围剿”开始时,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反对“诱敌深人”,命令红军全线出击,企图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屡战屡败,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1933年11月发生了“福建事变”,十九路军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和红军达成了反蒋抗日的协定,出现了打破敌人围攻的有利条件,这时毛泽东提出在红军不能从内线打破敌人围攻的情况下,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建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敌人回转江浙,以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一人民政府。可是“左”倾机会主义者拒绝接受这个正确意见,结果坐失良机,使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后,又从容调转头来重新压迫根据地。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左”倾冒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阶段的错误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左”倾错误领导者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经过18天的血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7月,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红军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10月初,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万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这便是长征的开始。
(资料来源  杨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国家数字文化网2003年6月3日)
案例讨论:
1.试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
2.试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关系。
案例评析: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革命的思想武器来接受的。党的最早的一批领导人无不主张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面对中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对此,党在幼年时期缺乏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因而在现实斗争中曾经犯过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左”倾错误的直接后果。虽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左”倾错误的代表者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教条主义地理解和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和别国的革命经验是其根本原因。他们不顾中国革命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以城市为中心,幻想通过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终于把革命引入绝境。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却有共同的思想根源,即它们都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
教学建议:
1.本案例的教学目的和用途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毛泽东之所以在此时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于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其中之一。_通过介绍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过程,使学生了解教条主义的危害,从而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必要性。
本案例可用于第一章第一节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部分的辅助教学或该部分课程内容的考核。
2.本案例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使用本案例的过程中应结合介绍前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的史实,引导学生对比分析胜利与失败的根本原因,而不要单纯从战术上去评论某次战斗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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